Interview: Jong YuGyong

  • 郑裕憬(生于1991年)的艺术实践来源于他对韩半岛和日本探索,以找到自己在这些不同却又紧密相连的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在本次上海大田秀则画廊群展“走的人多了...”中,郑裕憬展示了三件“为了唯一的国家”系列作品。借此次展览的机会,我们与郑裕憬以线上对谈的方式聊了聊他的创作与经历。

  • O:大田秀则画廊 | J: 郑裕憬
  • O:新冠疫情期间,你的创作环境状况如何呢?在一系列新的限制和准则下,你有什么新的构思或是企划吗?
    J: 新冠确实带来了一些变化,但在创作方面,我有意识地保持自己的态度不被左右 。目前我的作品正在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的群展中展出,这是我第一次创作影像作品。作品中大巴站的片段是在1-2月份拍摄的,记得那时情形比现在还要敏感。一方面,踩点时计划好的拍摄在正式摄影时无法正常进行,迫使我对原有的设想做出变更,但最终美术馆的展期后延,反而也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创作。比起新的构思,我更希望这一段时间能够用来思考如何让一直以来的理念和创作模式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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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览现场图:“2020亚洲计划—寻找另一个家”,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图片由MMCA提供

  • O: 宣传画作为你的作品主题之一,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例如可笑、滑稽、有趣等)

    J:首先的反应是“好玩儿!”。包括画面的描绘,刻画,它的作用等等全部的东西。我不知道海报本身是否还具有宣传号召力,但很讶异于这种手法仍在被使用,那上面的口号无法使我振奋,反而使我脑海中浮现疑问。同时,回到广告究竟是什么这个本质性的问题上重新思考。最近新公开的宣传海报中,人物超高度写实,看起来就像软件合成的,或是像写真绘画 。在朝鲜,写真绘画似乎作为彰显生产技术的宣传手段在发挥作用,这很有意思。

     

    O:你在个人网站中的“nkgram”页面所展现的将作品与现实世界照片组合在一起的系列企划很有意思,能请聊一聊那是个什么样的企划吗?
    J:我认为网络也是构建自我身份认知的一个要素。当然也有触及仇恨言论的可能性,因此不能完全说是好的,但网络上有学校不会教给你的“风景”。
    J: 无法自由出入的“祖国”的“风景”,在他人的视角下被截取为照片。在Instagram等搜索“#dprk”很容易就可以阅览,也可以保存。一方面是自己的“祖国”,却同时借由他人的视角来形成自我身份认知的那种距离感让我有了兴趣。这是nkgram的开端。将自己的画覆盖到网络上某个素不相识的人拍摄的“祖国”的照片上。然后再一次把它放到网络上。这个循环,与局部被改换成网点的合成照片所带有的不协调感,以及好像作品被挂在城市中展示似的奇妙感相叠加,让它成为了一个有意思的系列。起初我将它们上传在Instagram上,后来觉得整理在一起比较好就做了nkgram.com这个网站。
  • nkgram项目,© 郑裕憬

    nkgram项目,© 郑裕憬

  • O:你将这些素材,可以说是通过引入波普及高彩度的强烈颜色来转化成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对于这种手法你有怎样的思考和意图呢?

    J:我始终对“祖国”和“国家”有距离感。我认为描绘这种距离感是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投之以疑问的一种方式。但就如先前回答的,我同时也会把宣传海报看作很表面的东西,因此不能直接重复描绘它(作为我自己的表现)。所以想到通过用Photoshop来创造一种表面性的、平板化的画面。将宣传海报看作“图像”,随性地去解构它,这符合我的态度。我将宣传海报解构/转换为印刷物的网点来进行绘画创作,网点的尺寸之大,是为了突出表现距离。至于用的颜色,因为取材于宣传海报,也就不可避免地使用较多红色。在调色时我也有意识地尽量重现RGB色值下的色彩,使画面给人的印象接近电脑屏幕中的图像印象。在绘画中,我希望自己只做最少的决断,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我是想要排除自我意识。这也是一种距离感的表露。
     J: 另外,开始创作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正好在关注一种叫“主观轮廓”的视错觉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线,大脑错认为它存在的一种行为。我接触到这个解释时,就想到“祖国”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并不是它实际存在,而是人们想看它存在,原本没有而试图将它变成有。我觉得这个现象和上述的距离感有关联,所以运用到了绘画中。
  • Left: Jong YuGyong‘s Studio, © Jong YuGyong , Right: Jong YuGyong in his Studio, © Jong YuGyong

  • O:作为活跃的新生代的艺术家,有没有一些给你带来过启发的先驱艺术家呢?
    J:安迪·沃霍尔和罗伯特·史密森。沃霍尔影响我的是他向世间展示的艺术领域的艺术家形象,他对资本主义具有赞扬与批判的两面性的态度,作品虽是“表面的”,但深思后觉得很有趣。当然我想他对这种评价自身也会持否定的态度。他从共产圈迁至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移民的身份有效地成为了观赏其作品时的辅助线 ,这一点我也偏向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伯特·史密森创造的“场域/非场域”概念给了我勇气。作为艺术家,我公开了自己是“在日韩国人”,但在日本社会中,“在日韩国人”是一个所谓“场外(郊外)”的存在。援用“场域/非场域”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在日韩国人”的状况,不正是向艺术世界阐述“在日韩国人”的一种有力手段吗?这是我受到的启发。
  • nkgram项目,© 郑裕憬

  • O:你在日本的所谓少数群体中长大,是对自我身份的意识转化为了表现欲吗?你创作作品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呢?
    J:与其说是意识更近乎于“执着”。可能听起来矛盾,我在感受到距离感的同时又有一种执着。把两个非常对立的词放在一起我自己也觉得可笑,但这种矛盾本身已经包含在我的创作动机里。

     

    O:几年前,你将据点从日本转移到韩国首尔。其后你有经历一些好的变化,或是有遇到让你感到有挑战的事吗?

    J:身体的移动似乎让我的头脑转得更快。理所当然的,路上的招牌是韩语,人们的对话也是韩语。这种变化会对作品带来影响的同时,我也由此尝试了不同风格的创作。另外,这也令我有了重新审视身份认同的机会。我虽然自称“在日韩国人”,但对“韩国人”这个身份的认同感很微弱(作为日本人或是朝鲜人的认同感也不强),相较于在日本的时候,我有更多的机会去解释说明有关“在日韩国人”这个话题。像这样的情况,虽说会带来负担,但也确实变成了我创作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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